（原標題：房寧：華西村到底有沒有高負債？我們悄悄走訪了這個明星村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房寧（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從2017年
(原標題：房寧：華西村到底有沒有高負債?我們悄悄走訪了這個明星村 )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房寧(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從2017年3月1日至4月底，房寧老師及其團隊沿京杭大運河徒步3000多華里，從北京到杭州。本篇為其走讀大運河系列筆記中的一篇。】
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農村地區，原來的人民公社體制瓦解了，代之以個體化生產體制——家庭聯產承包。但在人民公社體制瓦解的灰燼中竟然保留下來了一些集體所有制的碎片，這些殘留的集體經濟實體有的還取得十分耀眼的成績，成為一個個明星村，如天津的大邱莊、西雙塘，山東的南山，河南的劉莊、南街，江蘇的華西，浙江的滕頭等等，幾乎全國各地都或多或少有這樣一些明星村。
作為專業人士，我一直關注這些明星村，曾去過不少地方走訪調研。走讀運河路上這樣的明星村，也自然是關注的對象。在天津我們專門走訪了大邱莊和西雙塘;渡過長江來到江蘇境內，我們安排半天時間走訪了聞名遐邇的華西村。
華西情結
早在“文革”中上中學的時候就知道“華西村”，那時華西村的事跡居然進了中學課本。華西村帶頭人吳仁寶帶領華西村的“貧下中農”戰天斗地，成為一個“農業學大寨”典范。
大約是1994年，我第一次去華西村，有幸受到了吳仁寶書記的接待。那天，他十分耐心細致地為我們講解華西村的奮斗史。特別有意思的是，吳書記一口濃重鄉音，外人完全聽不懂，他有個高挑漂亮的孫女跟在身旁，一句跟一句十分熟練地把爺爺的話翻譯成普通話，看樣子這些話已經翻譯無數遍了。爺孫倆的雙簧不時引來聽眾會心的笑聲。
幾年后，我們在華西村召開了一場研討農村集體經濟道路的學術會議，會議自然得到了華西村的資助。此時很有名氣的華西金塔已經落成，我們的會議就在金塔里舉行。吳仁寶書記也是會議的參與者，他周到熱情地招呼大家，恪盡地主之誼。
記得他專門談了我們所在的“華西金塔”，他說金塔落成后招來了不少議論，說這幢建筑不土不洋、不古不今。吳書記說，這就對了，中國特色、中國道路就是這個樣子的。當年的記憶還很清晰，吳書記站在金塔頂樓的平臺上指點腳下的華西村民居住的漂亮的連排別墅群。他還特意談到因江南多雨，村中建有總長達10公里的雨廊。可惜當我第三次來這里的時候，吳書記已經不在了。
吳仁寶書記資料圖(圖/東方IC)
這一次來華西村前，有消息稱華西村上市公司高負債，引起了我們對華西村經濟狀況的關注。
為了更真切了解中國，了解一個不經裝飾、素面朝天的中國，我們在走讀運河路上采取了一種“三無模式”，即無接待、無陪同、無身份的訪問。
以往的考察、調研總會有不同程度的陪同，當地接待部門和干部介紹情況，陪同參加座談會、訪談等等。這樣有當地機構與干部介紹、陪同的方式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調研的真實性，因為調研、訪談對象會因當地干部的當事人身份而心生顧慮，會按“政治正確性”提供“社會贊許性”的標準答案。
另外，根據我們的經驗，即使沒有陪同，調研者的官方身份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政治正確性”及“社會贊許性”應答模式的開啟。因此，我們在走讀運河路上從不與當地黨政機關的聯系通報，完全以民間人士身份進行所有調研走訪活動。
味道變了
來到華西村，因沒有任何事先的聯系和通報，自然按當地規矩被引到華西村旅游接待處。
在接待處有一個長長的單子介紹村中種類繁多、別出心裁的各式游覽項目。一位熱心的女導游詳細地向我們一一介紹，她指著村后小山向我們力薦“山上游”。順她手指方向看去，村后小山上竟有座頗有些像天安門的建筑。她甚至還建議乘直升飛機鳥瞰華西村全景，真讓人哭笑不得。
我們客氣地對導游說還是上上“金塔”看看華西的村容村貌吧。我們謝絕了諸多游覽項目讓導游略失望，但她還是很禮貌專業地給我們介紹華西村的今昔。盡管那些內容很熟悉，但我們還是很欽佩導游的敬業精神，認真地聽她講解。
不一會兒我們便來到了“金塔”，沒想到上電梯時遇到了麻煩。原來華西村游覽項目是“園中園”模式，就像北京的頤和園除去進大門要購票，里面的德和園(大戲臺)、佛香閣等還要單買票。我們上“金塔”時，同來的三位司機也想一起上去看看，但被開電梯的小姑娘攔住說他們沒買票。我們說等從樓上下來再補票并一再請她放心，可是小姑娘執意不肯，堅持不見門票決不放人上電梯，我們一群人站在不大的電梯里看他們交涉十分尷尬。
華西金塔資料圖(圖/東方IC)
一時間我氣上心頭又無法發作，只好對司機們說：“你們走吧，走吧!有什么好看的?!”硬是把他們給“轟走了”。
上到“金塔”頂層，一股濃濃的商業氣息撲面而來。五花八門的賣紀念品的、起名的、寫藏頭詩的各式柜臺把不大空間擠得滿滿的，營業員們賣力地推銷，屋里相當嘈雜。
華西金塔資料圖(圖/東方IC)
這是我第二次上金塔，從金塔看下去，華西新村盡收眼底。前一次來金塔，吳仁寶書記興致勃勃地帶著我們在頂層平臺上走了一圈，講華西村的奮斗史，講華西人的精神，講華西的未來，一切都恍如昨日。再來華西，再上金塔，味道真的是變了。
“集體經濟”之惑
聯想到來之前坊間盛傳華西上市公司的負債率問題，看來華西村資金困難一事確非空穴來風。與我同來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著名的民營企業家，我們回去的路上聊了一路。他作為一個大企業家對公司治理、企業文化了如指掌，其中三味體驗多多。
改革開放以來涌現出來的明星村，除了華西村，其他出名的還有如：河南的南街村、山東的南山村、浙江的滕頭村、北京的留民營以及我們走讀運河路上訪問過的天津的大邱莊、西雙塘等等，它們都是以發展第二乃至第三產業致富揚名的。
這些所謂的明星村，其實都是成功的企業，它們是一種保有集體分配和公共生活方式的企業。它們從原來農村集體經濟及村莊的基礎上轉向市場經濟發展起來，冠之以“村”只是過去名稱的沿用。
既然是企業，它們的組織結構、運行機制以及分配制度、企業文化本質上都要符合和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規律及其要求。但這些明星村之所以成為被社會輿論格外關注的“明星”，恰恰是因為它們宣稱的“集體經濟”和“共同富裕”。
總體市場經濟條件下，會有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乃至幸存下來的“集體經濟”嗎?它們真的會像自然界里的大熊貓那樣的遠古生物經歷了冰川期而幸存下來嗎?
與我同來的企業家談了他的看法。他說：“怎么可能呢?!你想想，華西村原來300多戶人家都是“集體經濟”的原始股東，按一家一戶表決能做什么事呢?!實際上，除了形式上的“股東大會”之外，華西村企業的決策權一定是掌握在村以及企業的領導班子手上。這和其他任何企業不會有什么區別。”
想想也是，人人負責必然是無人負責。可是現實中的企業怎么可能無人負責呢?!結果當然是該誰負責自然就由誰負責唄!關鍵是權力究竟掌握在誰們的手里。
明星村的奧妙
多年來，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我當然不能忽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依然保留了集體經濟元素和共同富裕理想的那些“明星村”。說起來，還是我的老領導李鐵映院長要求我關注這類問題的。
記得剛調到社科院沒多久，忽然接到院里電話，說李院長在山東龍口的南山村召開一個會議要我參加。那還是第一次聽說山東的南山村，真是孤陋寡聞了!趕到南山一看才知道院里來了不少大牌學者，會議主題是研討南山集體經濟和共同富裕模式。鐵映院長還特意提醒我說，研究中國不要總呆在北京，政治學所應該多到這里來。
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資料圖
從那以后，我一直記著鐵映院長的要求和囑咐，開始關注和研究這類“明星村”。10多年下來，我大概也跑了十來個這樣的村莊，甚至還給自己設立了個課題，叫“新村研究”。
當代中國所有這些所謂“新村”，都是源于毛澤東時代的集體經濟，或曰具有毛澤東時代的遺傳基因。那么毛澤東時代又是什么呢?當年響徹云霄的一個口號“斗私批修”最能概括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生活本質和社會管理的要義。
所謂“斗私”，就是人不能有私心，不能自私，全社會持續性地批判私有觀念和行為。那時人們經常要反省和檢點自己的行為是否犯了“私心”。“批修”，即批判“修正主義”。批判“修正主義”是什么意思?其實就是要求人們過一種簡樸的生活，當然前提是平均主義分配，以抑制因個人需求而引發的物質利益爭奪。
在當時社會生產水平低下的情況下，建設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通過維持低水平基本生活需求，實現生產與積累的最大化，這種“斗私批修”模式也不失為一種發展策略。
但實踐表明，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模式難于長時期實行，鄧小平用了“兩個不行”點出了“斗私批修”模式的死穴—— “少數人可以，多數人不行;短時間可以，時間長了不行”。毛澤東時代經濟每況愈下，惰風四起，到了“文革”時期最嚴重的時候，像蘇南這古來的魚米之鄉、富裕之地竟然吃不飽飯，搞得百業凋敝!迫不得已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
毛主席語錄畫：要斗私批修
但是，華西村、劉莊、南山村等，包括我們走過的西雙塘，在改革開放年代仍保持了集體經濟并且迅速富裕起來了的這些“明星村”，究竟靠什么秘訣做到了以前未能做到的事情呢?這些年這樣村走多了，逐漸地悟出了其中的奧秘。其中也包括這華西村受到老吳書記的開導。
所有我走過的，觀察研究過的“新村”的制度核心，套用前面“文革”時期的語言，可以概括為：斗私不批修。
“文革”時期的所謂“批修”，實際上就是要求人們抑制物質生活需求，那時誰穿了件新衣服，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點，周圍人們往往會半開玩笑地提醒說：小心喲!不要變“修”喲! 改革開放后的華西村以及所有新村顯然不會再延續過去的清心寡欲式的生活模式，而大力倡導和追求“富裕起來”的生活，由此帶來了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一時間人人勤勞，個個爭先，“豬往前拱雞往后刨”，社會生產生活呈現出一派熱氣騰騰景象。
農忙季節吳仁寶為村民送飯
吳仁寶帶領村民學習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公報
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部經驗表明，經濟迅速發展，財富迅速增加，一定會帶來人群的分化以及由此進一步導致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紛爭。如果是這樣的話，當然就不會有這些倍受矚目的新村、明星村了。
明星村是怎樣防止發展進程的分化與沖突呢?這里的關鍵就是繼續“斗私”。
新時代條件下，實際上是“抑私”，即防止收入與物質財富不均衡地向居民個人和家庭集中。既要鼓勵居民追求財富和富裕生活，又要防止財富的不均衡分配和居民間差距拉大，如何同時達到這相互沖突的兩個目標呢?這就引出了所有新村的得以成長和維持的制度關鍵——控制個人分配與消費。應該說，控制分配與消費是中國當下所有“新村”之所以“能”的奧秘所在。
1994年，我第一次到華西村，記得吳仁寶書記親口對我們講，他說：“華西村已經富裕起來了，現在如果把華西村的財產變現，全村男女老少包括抱在懷里的娃娃，每人可以分得現金88萬。你們想想這樣多錢怎么能分呢?!”他言下之意是財產分到個人名下，好好的集體經濟馬上散了。我當時就想，書記說的對呀!江南賭風甚盛，過去我家里有個來自安徽的小時工常在我媽媽面前抹眼淚，她在北京辛辛苦苦掙的錢讓家里游手好閑好賭的老公都輸掉了。吳書記說，這錢一定要掌握在集體手里!
后來在長期觀察中，我逐漸發現和明白了這些明星村維持“斗私不批修”，保持集體對個人資產控制的不同方式的制度安排。我發現，各路明星村個人資產控制的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華西村為代表的分配控制型，一類是南山村為代表的投資控制型。
資產控制兩策略
華西村為代表的“分配控制”策略。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吳仁寶老書記創立了一種“二八開”和“一三三三”華西村分配方式。所謂“二八開”，是指企業完成集團公司年初制定的目標后超額盈利的部分，20%留在企業投入再生產，80%用作獎金分配;獎金分配遵循“一三三三”原則：10%獎給廠長，30%獎給廠經營班子，30%獎給職工，結余的30%留在企業作為公共積累。
與之相適應的，是建立相應的“股金”積累制度。華西村民的收入由“工資+獎金+福利”構成，獎金實際上并不發給職工，而作為股金投入企業，第二年開始按股分紅。時間越久，股金分紅越多。
華西村的這套分配制度的實質，就是人們概括的“少分配、多積累，少拿現金、多入股”的基本原則。通過這種特殊的分配制度，華西村把分配到個人手上的大量經濟剩余又重新投入了生產，一來增加了積累和投資，二來更為重要的是控制了個人可支配財產的擴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收入差距擴大問題。
華西棉紡廠車間(圖/東方IC)
南山村為代表的“投資控制”策略。
與華西村通過“分配—入股”方式控制實際分配的略為復雜管理策略相比，南山村將經濟剩余直接轉入投資的管理策略來得更加簡單直白。從消費角度看，南山村在很大保持著集體生活方式，全部居民的生活消費由村企業全部供給，特別是老年人可以集體居住或部分時間免費生活在敬老院。當然村民的生活消費是在統一簡樸標準之下的，北京的留民營也是這種方式。
與南山村簡樸的生活水平與方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山的設施。
山東龍口的南山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建筑了一座遠近聞名的“南山大佛”著稱。南山村以村南一座小山得名，2000年后發展起來的南山村斥巨資打造南山景區，景區以佛教文化為主題，隨后建設南山大佛。出了南山村向南走不遠就可以望見小山頂上一座突兀的大佛。這座大佛十分了得，高達38米多，坐落山頂更顯雄偉。走近一看，這座青銅巨佛建造的精美絕倫，讓人很難想象是出自農民與村莊之手，再過500年這絕對是個蓋世文物、世界文化遺產。
南山大佛(圖/東方IC)
南山的精美還遠不止大佛，走去大佛的路上起伏的丘陵上是芳草如茵的高爾夫球場。南山村建有多個國際水準的高爾夫球場，吸引大批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地區，甚至東南亞國家的球友來此打球、度假。南山村居然還有一座非常漂亮的音樂廳，其設施、設備與裝飾絕不輸于北京、上海的那些最棒的音樂廳。
在南山，幾天下來工廠、大佛、音樂廳、酒莊、國際學校以及村民的住宅、俱樂部、養老院走訪一圈后，我忽然意識到：南山無論做什么，只要做就一定是最好的、最高檔的。南山的帶頭人宋作文先生雖納納不善言，但他絕對打造出了一個精品南山，甚至極品南山。
然而，問題是南山為什么一定要這么做?慢慢的我終于悟道，南山這么做就是要把錢都花掉，要把錢主要用于集體投資而不能是個人分配及消費。這與華西吳仁寶的策略有異曲同工之妙。
“克里斯瑪”探秘
人們關心新村現象，關心這類新村能否長期存在下去，代代相傳。這也是我關心的問題。而問題的核心是當第一代創始人退去之后，這種管理模式、運營方式乃至企業文化能否延續。雖然是一個個的村莊，村莊領導階層的交接和傳承與我們研究的政治繼承在道理上也有相通之處。這也是我作為政治學者關注于此的重要原因。
新村的繼承有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子繼父業。據我走過的這些新村，凡是有繼承的無一例外都是兒子接班。華西村、南山村都是如此。更有意思的，北京的留民營，當老張書記退休后，他的兒子當時已是大興縣委組織部的副處級干部了。但留民營的繼承問題實在解決不了，無奈之中，大興縣不得不把小張派回村里兼任書記。小張書記大概是行政級別最高的村支書了。
另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現象是，新村領導層的子繼父業似乎都不如第一代老書記干得輝煌，至少沒有出現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現象。新書記無論個人魅力、工作能力以及實際業績似乎遜于上一輩。像現在的華西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難，南山也遇到了不小的麻煩。這樣的問題又把人們目光帶回到老一代創業者身上。老一代創業者為什么如此成功、如此卓越?
在想到這個問題時，“克里斯瑪”這個有些玄奧的字眼就會浮現于腦海。
克里斯瑪(charisma)原為巫術中的一個概念，是巫術文化中某種特殊超自然的人格特質，它使人具有支配力量，而被支配者就會產生對它完全效忠和獻身的情感。《新約·哥林多后書》中就有這樣的描述，摩西、耶穌都是這種具有非凡號召力的天才人物。
到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年代，那些大大小小的明星村、新村的帶頭人雖事業格局不是很大，但他們似乎都是具有克里斯瑪人格的鄉村領袖。在華西，在吳仁寶先生身上，我似乎明白了“克里斯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再一次登上華西金塔，再一次鳥瞰華西新村，與十幾年前相比最大的變化是，在華西新村也就是吳仁寶先生給我們指點過的建成上世紀90年代的那一代華西村民居住的連排別墅式的住宅群的西側，又出現了小一片寬大漂亮的別墅群。我們問講解員，這片別墅是干什么用的?講解員回答是：集團領導和高管們住的。我馬上想起以前來華西時專門去看的吳仁寶先生住房。
華西成名很早，1970年代就是集體經濟的典范。華西村共建了三代“新農村”，即1960—1970年代、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連排別墅式的村民住宅。但是，當全體村民包括吳仁寶先生的兒子們都住進“新農村”后，吳先生和老伴兒居然依然還住在建于1970年代的老平房之中。
撫今追昔，我一下子理解了究竟什么是“克里斯瑪”。吳仁寶就是華西的“克里斯瑪”。看來，克里斯瑪至少具備兩個特質：
第一，克里斯瑪是創業者，是事業的領路人。以吳仁寶而論，華西村的崛起，華西經歷的風風雨雨都是吳仁寶帶領著華西人一路走來的，吳仁寶是他們的領路人，是擔當者，是華西人遮風擋雨的墻。一句話，吳仁寶是華西事業、華西人民美好富裕生活的締造者。這是吳仁寶威信的第一個來源。
第二，克里斯瑪是奉獻者。如果創造了事業和生活之后，創立者獨享成果，他的威信就會消失，而克里斯瑪的神奇就在于，當他創造了一切之后，他把一切給予了他人，給予了人民，而他依然故我，甘之如飴。這是克里斯瑪之所以為克里斯瑪真正的奧秘!他含辛茹苦、櫛風沐雨，帶領人民走過困難，犧牲付出，然后絲毫不取，兩袖清風。這在中國文化中就是至圣之人啊!在西方文化中，就是耶穌，就是基督啊!吳仁寶就是華西村的圣人，華西的耶穌，只要他一直仍然住老舊的1970年代的“新農村”的房子里，他就是!
華西有許多管理制度、體制機制，但發揮根本作用的是吳仁寶，是克里斯瑪。華西人說到底是相信吳仁寶的，一切制度、體制機制，一切得到執行的政策措施，歸根結底源于大家對吳仁寶的信任。這就是克里斯瑪的作用。
吳仁寶們的繼承者什么都可以繼承，就是繼承不了“克里斯瑪”。因為，他們不是締造者，他們的頭上沒有創業者的神奇光環。他們甚至也很難成為奉獻者。
即使現在華西村的當家人吳協恩書記搬回他父親的老房子，作秀的嫌疑不說，華西村作為一個現代企業集團，其高管階層是聘請來的專業管理團隊。他們住在村西的高檔別墅里，他們是按勞取酬、按效益拿錢的專業人士。他們不想也不可能去扮演什么“克里斯瑪”。
一代傳奇吳仁寶老書記走了，克里斯瑪離我們遠去了。華西之行讓人惆悵，臨走時，天邊夕陽正紅，一代人的夢想與神話正與夕陽一起歸去，留下的是現代化，是一個現代化的華西。
什么是現代化?大概就是該怎辦就怎辦唄。
關鍵詞： 華西
